〔释义〕 以人带事，是报告文学在采访和安排材料时的着眼点之一，也是区别于通讯写作的显著特征之一。通讯和报告文学都要叙写事实，即通过事实的描绘去表现人物。但是同样写事实，写人物，它们又有所不同，用理由的话来说：“人物通讯往往从事件着眼，以事带人。报告文学则更多地从人物着眼，以人带事。”(见《关于报告文学的写作问题》)

所谓以人带事，不是说具体事实的材料对于写好报告文学不重要，而是说它的“重心”和通讯不是一个摆法。特别是人物报告文学，它的笔锋是直接指向人物的，指向人物的行动、性格。也指向人物的心灵品格，它更重视人物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的环境下的思想变化、精神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这是时代和社会变化的主要标志。因此，写人，写人的思想，写人与人的关系，就构成报告文学的中心。那些具体的事实材料，如一个生产过程，一个科研项目，一桩英雄业绩，或一件案情，只能构成报告文学的背景；只有找到最能表现主要人物性格的一组人物关系，才是构成报告文学中心故事的链条。即便是事件报告文学，如果离开了人物，离开了对人物思想、精神面貌的反映和对他们行动的描绘，只记叙一些事件进行中的现象，那只不过是一份工作报告，而不能算是报告文学。总之，报告文学的事实材料的安排要受人物关系的支配，服从刻画人物这个中心。这就是以人带事。

报告文学要达到以人带事，让所写人物占有全文的主宰地位，需要作者在深入生活进行采访时就开始对所写人物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透视，以形成对人物的立体化的视觉。不仅要采访主人公本人，还要把与主人公有联系的同志之间、朋友之间、师徒之间、干群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父子之间，甚至敌我之间……诸多的人物关系做为采访的对象，力求从褒贬、毁誉，相互矛盾的事实材料中，对所写人物的是非曲直做出科学的归纳，让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物“带起”真实性的事实材料，派生引发出故事并促使作者提笔成文。正如黄宗英在谈到自己创作报告文学的经验时说：“让人物在稿纸上站起来，要十分熟悉自己描写的人和环境。我一般很少单靠采访来写，往往深入生活时间很长，也很笨，落笔则相当快。当我睁眼闭眼人物在我心里都是活的时，就让形象把我的笔带着写了下来。”(《湖北日报》1980年2月21日)这确实是黄宗英成功地刻画出许多活生生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的秘诀，值得报告文学作者借鉴。

〔示例〕 沙汀：《记贺龙》

《记贺龙》共39节，其中38节都是以贺龙为中心而生发出的故事。第1节，写了沙汀、何其芳和一部分鲁艺同学跟随贺龙从延安出发了：

因为机器出了毛病，我们乘的一辆车开得最迟，当下午3点钟到达青化砭时，贺龙同志已经歇下来好久了。

青化砭离延安70里，是一个高踞在山道边的小小村落，只有二三十户人家。贺龙同志正站在路当中和一个青年农民攀谈。那个矮小而又瘦削的农民，一面编织着那种恰和北方人豪迈性格相称的羊毛板带，一面回答着他的询问。这些询问，多半是关于编织毛织物的技术知识的；最后，他把那尚未完工的羊毛板带要过来，学着编织了一阵。而那些围绕着他的干部、小孩子和头缠毛巾的朴实农民，全都忍不住笑起来。

作者的结论是“不同群众接触，在他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16节，作者以贺龙的口气讲述了红军和东北军建立统一战线的经过，特别讲到了东北军的高福源团长被红军俘虏后，经过几十天的教育启发后的转变。“这个不久以前还在同共产党作战的东北军的团长，终于自愿以一个和平使者的资格，回转西安去了。”作者写道：

“一个人只要还有点爱国心就好办!”他添说道，“我们第一次谈话就把他说哭了，感觉自己对不起祖国……”……

“这个人可以说是统一战线的功臣呢!”他接着热情地赞叹道。“虽然没有他中国也会抗战，但要迟得多!可惜后来牺牲掉了。这个人真了不得，是个英雄!……”

〔简析〕 在某些通讯和单纯以事件为主体的报告文学作品里，人物只作为说明某个事件或事实的材料；而《记贺龙》则与这类作品不同，里面的人物——贺龙，是作品的主体，纷繁的故事是由人物——贺龙生发开去的，反过来又表现了人物——贺龙的性格。第一节以贺龙为主体，讲了他联系群众的故事，表现了他和群众休戚相关、血肉相连的英雄本色。第16节，作者写贺龙赞赏高福源的话，是在表现贺龙顾全大局、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的一片深情。作者正是通过主人公派生、引发出的一个个看似平常实际上又不平常的故事，展现了英姿勃勃的贺龙形象，真正达到了“以人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