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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托联想是凭借某物而展开的联想。如托物言志、托物抒情等，这里物是指事物或场景。这是使文章含蓄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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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想象是运用象征的形式来进行想象的一种方法。象征即是根据某一事物内在的意义引申到其他事物的内在意义，这种引申必须是深化和升华事物本来意义。象征想象的特点是强调象征的修饰手法，注重抓住象征对象与被象征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象征必须是深刻的、可信的、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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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想象是按照事物的内在和外在特征而进行想象的一种方法。即抓住事物的本质内涵或外部特征进行的创造性思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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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想象是根据别人对某一事物、人物的语言描述或非语言的示意(如图样、符号等)在头脑中再创出相应新形象的心理过程。这种想象，是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依赖别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再现式的想象。比如被誉为世界三大传记作家之一的法国著名作家安德列·莫洛亚，他的诞生之年——1885年，恰恰是法国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逝世的那一年。莫洛亚没有见过雨果，更没有经历、体验过雨果的生活、斗争和创作，但却写出了颇有影响的《伟大的叛逆者——雨果》一书，洋洋五十万言再现了雨果的鲜明形象。莫洛亚的成功，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可以说是借助再造想象的成果。他采访调查了雨果生前的许多亲戚、朋友和共事者，研读了雨果所有的各类著述，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和研究评价雨果的论著，这些材料提供了再现雨果形象的可靠依据。在此基础上，莫洛亚将雨果置于当时社会斗争的背景之下，从他所处的具体环境、事件和人物关系出发去想象雨果彼时彼地、彼情彼景中的心理、情感、行为和言语等表现，从而创造出雨果的生动形象。这是运用再造想象法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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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想象是不依靠现成的描述或某种示意，而是根据一定的目的和意图在头脑中进行独立创造全新形象的一种方法。它是比再造想象更高级、更富于创造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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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的、已知的材料推断、预测可能出现的、未知的事物，就是推测想象的方法。它常常用于细节描写中，使其更具体、真实、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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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对外界刺激的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将自己的主观情感融入其中对客观事物进行加工改造，从而创造出更富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形象，这就是情化想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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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想象是一种综合性想象法，它是将原型再造、抓特征、象征、类比、推理、情化等想象法综合起来而创造全新形象的一种想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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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化想象即是幻想，是指对现实中尚未出现的事物和人类生活远景的一种想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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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思维是从全部或许多同类的个别事物中概括出它们的共同属性的思维活动，是由个别到一般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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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思维就是由一般原理推出关于特殊情况下个别事物结论的思维方法，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思维过程。它和归纳思维共同构成人类思维过程的两大规律。运用这种方法，可以科学地由已知的一般判断推出个别事物的合乎逻辑的正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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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辩证思维，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属于哲学范畴。是指以全面、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事物，透过大量繁复庞杂的现象认清事物本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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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思维是通过对事物或问题进行深入的辨别分析，从而得出确切、有力的结论的一种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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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同思维法也叫契合法。它是寻求事物间内在同一性的一种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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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异思维是打破常规，摆脱习惯思维定势，大胆质疑探索、标新立异的思维方法。这种求异性并非主观臆想，荒诞猎奇，而是在认识过程中努力发掘客观事物间的差异性、现象与本质的不一致性、已有知识或一般思路的局限性，从而发现问题，产生质疑，经过深入分析和研究，提出一套新的思维体系和推导结论。求异的实质在于创新。这是一种最富于创造性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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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思维是根据两种事物在某些特征上的相似，做出它们在其他特征上也可能相似的结论的思维方法。运用类比思维，将两类事物相比较，将其类似的现象、特征充分展现出来，使读者易于理解两者的相似，从而对结论有更深刻、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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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层进思维，就是对某一思维对象的一个方面的特征，进行由浅至深，环环相扣的分析和推理，从而达到揭示事物本质的思维方法。从推理的过程看，层进思维是逻辑性要求很高的一种思维活动。它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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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思维是在对两个事物或对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进行比较，从中找到事物间的异同和相互关系的思维方法。得出的结论可以是对被比较对象之一的肯定或否定，也可以是一个全新的结论。当然，被比较的客观对象之间应首先具有可比性。比较是使思维深化的重要手段，它始终贯穿于思维过程之中。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认为：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我们平常所说的“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正是运用比较思维的结果。我们知道，世界只有在差异之中才能前进，在差异中才能发展，而差异正是来自比较。我们写文章也是这样。只有对不同事物进行正确深入的比较，才能使事物的特征更鲜明，才能使事物真实地来源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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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认识一个事物的整体形象，而从事物的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它进行全方位思考的方法，称之为多向思维。多向思维对于深刻了解事物内部的构成，正确把握事物的本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人的思维系统如同一个光源，只有进行多方面的辐射，光照的范围才能广阔。如果仅有一个方向，那么只能有一条光线。在写作中，多向思维主要运用于描绘和论证。我们知道，描绘事物的目的在于让事物能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要想让事物富有形象化和立体感，主要靠的是高超的描绘技巧和方法。描绘是一种艺术，它是客体作用于主体，又被主体用文学性的语言反映出它的形体特征、内部状态、运动方式等方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融合了人的主观因素。从大量的写作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采取远与近、俯与仰、正面与反面等结合的多向思维，在描写中才能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效果。多向思维能使描物状景变得更加生动、富有层次，更加接近生活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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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思维，是把自己写好的文章请别人评论，然后收回评议意见和有关信息，再进行分析研究的思维方法。这些反馈信息是思维过程的重要参照系，在此基础上对文章进行重新修改，使其更臻完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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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散思维是一种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思维方法，具有大胆独创，不受现有知识和传统观念局限和束缚的特点，它可能从已知导向未知，从而获得创造性的成果。美国著名创造学家吉尔福特说：“正是在发散思维中，我们看到了创造性思维的最明显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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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思维又称逻辑思维或理论思维。它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认识和反映客观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其基本特征是用逻辑的方式进行思维，并用概念表述认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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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敛思维也称辐合思维，或集中思维。它是将发散思维提出的众多设想和方案加以集中、收束，并从中选定最佳成果的思维方法。在创造性思维过程中，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提出设想阶段和实现设想阶段。在前一阶段，发散思维占主导地位，可以广开思路，多方设想。但在后一阶段，则应聚敛思维占主导地位，确定一个实施方案，形成周密的计划，付诸行动。如果在发散思维之后不再进行聚敛思维，不对那些众多的设想和方案作出评价和选择，找不到明确而最佳的思路，就无法形成创造性的思维。因此，美国创造学家海纳特在《创造力》一书中说：“发散思维只有同辐合思维综合起来才有现实基础，对社会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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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是在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科学研究和技术活动中，由于外在某一因素所触发而产生的一种带有突发性的创造思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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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思维是始终伴随着具体可感的形象而进行的一种思维活动。它的思维对象主要是人，是具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或是对自然的人化。在文艺创作中，从观察生活、选取题材到塑造形象的整个过程中，都是以人为思维主体的，一切景物、环境、状貌等都为人物服务。形象思维是通过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的感受、体验、联想、想象而展开的思维活动，并且融入自己的主观思想倾向和情感体验。别林斯基说：“没有情感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因为诗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肯定了诗的情感，也就肯定了情感在形象思维中的作用。例如杜甫的五言律诗《春望》中的前四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诗人对战乱造成国破家亡的惨状，目不忍睹，感叹万端。因此，映现在他眼前的景象：国都沦陷，城池残破，虽山河依旧，却乱草丛生。那花也因感伤而落泪，那鸟也为离愁而惊魂失魄。这里的山水草木，饱含着诗人的深切体验和沉郁的情感，因而在他眼中的花、鸟，也在想象中人化了，有了人的离愁别绪和凄恻感伤。杜甫对于战乱之后的社会现实的思考和认识不是进行理性的抽象概括，而是以具体可感的形象来表达，这便是形象思维的成果。它同样可以揭示和概括事物的本质，即以典型的“个别”反映普遍的“一般”。诗中后四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通过个人的不幸遭遇和哀伤，反映了广大人民在离乱中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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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思维是在艺术构思过程中，突破客观生活的局限，改变人物、事物、环境原貌的思维方法。在变形思维过程中，由于作家、艺术家的强烈的主观个性，凭借奇妙的想象，大胆改变生活原型的自然形态，从而创造出奇特的艺术形象来。孙悟空、唐老鸭等形象就是变形思维的产物。但变形思维并不是完全脱离生活逻辑和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胡编乱造，而是有其内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这里重要的因素是创作者主观情感、态度的融入，循此便可以找到变形思维的内在依据。例如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中餐桌上的烤鹅飞起来了。这在现实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烤熟的鹅怎么会飞呢?然而，作家对又冻又饿的小女孩寄予无限同情，他想象小女孩在圣诞之夜沿街叫卖火柴，无依无靠，且痛苦无告的心境和感爱。从这点出发，他再设身处地地推测小女孩此时此刻心中的幻想：她多么希望那只富人餐桌上的烤鹅能飞到她这里来为自己充饥呀!根据这样的思维逻辑，“烤鹅飞起”的变形形象虽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在小女孩的幻想中却是合情合理的。很显然，在变形思维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作家强烈的主观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失其二者，变形思维无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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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是指反映物体在空间存在时的整体情况的全部信息。写作中所讲的全息思维，是指通过对一篇典型文章的分析研究，从而总结出关于某一文体写作基本规律的一种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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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中，“内与外”既指观察的两个方面，也指体验的一种方法，还指表达的两种顺序，有多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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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外面、外表；里，里面、外部。在写作中，“表与里”或指事物的现象和实质，或指人物的表面和内心。“表”与“里”既有一致之处，也有不一致的情况，“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此，在写作的全过程中，既要识“表”，也要析“里”；既要写“表”，更要写“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逐层分析，步步展示，最终揭示和表现出实质。如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先举出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这是“表”，然后又分析了自由主义的危害性，自由主义的产生根源，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对“里”的分析，揭示了实质。正因为这篇文章能从现象入手，逐步深入地分析其实质，才使人们对自由主义这种腐蚀剂有了本质的认识，使作者提出的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反对自由主义倾向，达到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的主张具有了不容置辩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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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是指真实存在的客观事物和社会现象；“无”，则指不存在的事物或没有发生过的事实。有与无对立统一，互为依存，没有“有”就不会有“无”，非“无”也不能显“有”，它们都是使对方得以存在并具体化的基础。“有与无”作为写作的辩证艺术，就是要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或者以无寓有，或者以有寓无，从而扩展文章作品的内容容量，增加读者的思维空间，增强文章作品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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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中，“大”是指大题材，或重大主题；“小”则主要指小题材，或从小处着墨。“大”与“小”对立统一，又相辅相成，“大”中有“小”，“小”又可见“大”。正确处理“大”与“小”的关系，或小题大作，或大题小做，二者有机结合，即构成“大”与“小”的辩证艺术。常用的技法有两种：小题大做和大题小做。小题大做，也称以小见大，即通过小题材、小事件，或细节，表现重大主题，反映深广的内容。如鲁迅的小说《伤逝》，描写的虽然仅仅是涓生和子君两个纯真青年的爱情生活，但作家从他们热恋、结合，到分手，最后子君死去的展示，以深刻的穿透力和严峻的现实主义笔触，既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和罪恶，也批判了个性解放的局限性，表现了重大的主题和深刻的思想。小题大做，目的在于取得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艺术效果，因此运用时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即选材要小，但意义的发掘却要深，要大，通过有典型意义的小题材，表现具有社会性、时代性的重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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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中，“多与少”作为一种辩证艺术，是指正确处理材料的多与少的关系。从哲学的角度讲，多与少的关系是辩证的、转化的，“少”可以见出“多”，即在个别的、特殊的事物中反映着事物普遍的、一般的规律；“多”也可见出“少”，即在普遍的、一般的事物中体现着个别的、特殊的事物特征。从认识论角度看，人类可以从个别认识一般，也可以从一般去认识个别。写作中处理材料的多与少的关系，就是以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为基础，遵循认识论的两种认识方法而构思文章、表达内容。在具体写作中可以以多为少，即以较多的材料，内容的重复，渲染某种气氛，突出人物特征，强化某种感情，深化某种思想。在鲁迅的《秋夜》中，几处写到枣树“简直落尽了叶子，单剩干子”，然而仍然昂然挺立，“默默地铁似地直刺着奇怪而高的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䀹眼”，甚至“一意要制他的死命”。这样反复描述枣树的形象，正是为了强化赞美不畏强暴，顽强抗击黑暗势力的精神。在写作中使用更多、更普遍的是以少见多，即通过以一当十的典型材料，反映更加广阔的内容，表现丰富深刻的思想，获得一斑窥豹、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在鲁迅的《药》中，夏瑜并未直接出场，作者也没有从正面对他进行描写，只是通过茶馆人们的一星半点谈话，刻画了这位民主主义革命者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因不能深入发动群众而不被群众理解的弱点，从而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就是以少见多，以约求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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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中，主与次在内容上是指主题和副主题，中心论点和从属论点，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典型材料和一般材料，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人物和景物，典型环境和一般场景，人物性格中的本质成分和非本质成分；在形式上是指情节的主线与副线，结构的主体段与过渡段等。主与次是事物构成和发展变化诸因素内部关系的必然反映，“主”规定和影响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也规定和影响着其它因素的存在和发展，对“次”具有统摄性、制约性；但是主与次又互为依存，无“主”没有“次”，无“次”也无所谓“主”，“次”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反作用。只有正确处理“主”与“次”的辩证关系，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因此，构思和写作时，一定要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选择安排好主与次，做到有主有次，主次分明，以主统次，以次衬主，着力写好“主”的部分，对“次”的部分也不可忽略，两个方面互相配合，彼此交织，才能使文章作品构成和谐、完美的有机整体。理由的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是通过在马德里举行的第二十九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的比赛场面、搏斗情景，表现我国运动员栾菊杰的精神风貌的，作者始终把主要镜头对准了比赛场上的刀光剑影和人物的内心世界，但也忙里偷闲，穿插了世界击剑运动史和我国击剑运动的现状，以及栾菊杰的家庭状况等材料。这些材料和其中所涉及的人物都是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这些材料，这些人物要服从于主要材料、主要人物，对主要材料、主要人物具有内在的趋向性，同时它又从中国击剑运动的发展现状和国际击剑水平的对比中映衬了栾菊杰为国争光的志气，从家庭材料的交代中揭示了内在气质的根源，正是因为这些次要材料的穿插，不仅造成了文势的起伏、张弛，也使人物的精神风貌更加扎实，更加丰满。在这篇报告文学中，“主”和“次”的处理和安排是恰到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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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中，“冷与热”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指捕捉、摄取和加工、处理材料时应具备的两种不同情绪。“热”是说观察体验、调查研究时要有满腔热情，要捕捉、摄取那些打动了自己，激起情绪冲动的人、事、物、景，使材料浸注热烈的感情；“冷”则是说在对材料加工、处理(包括构思)中要用理智抑制感情，冷静地思考，深入地开掘，周密地分析，挖掘出深刻的思想性。在写作的全过程中要先“热”后“冷”，“冷”“热”结合，这样才能有写作的冲动，也才能使形象、感情和思想交融为一体，相互辉映，也才能写出内容充实、思想深刻、感情真挚、形式完美的文章作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是丁玲等由延安赴东北解放区因交通受阻而留在晋察冀解放区参加了土改工作以后而创作的。她在《一点经验》一文中介绍了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和体会，她说停留在张家口期间，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依然深深地怀念着陕北的农民们，于是决定回到老区的农村去。“这时党中央发出了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我立刻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在怀来、涿鹿一带作了两个多月的工作。”在工作中“卷入了复杂而又艰难的斗争热潮”，分享了农民们分到土地以后的欢乐，“忽然在我身上发生了一种异样的感情，我好像一下就更懂得了许多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性格，他们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同时也“体会到一些更深刻的问题，我觉得农民要自觉的起来，团结在一起，跟着共产党勇往直前，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宣传宣传就可以作到的。……如何把农民引入斗争，使他们在斗争中得到教训，受到锻炼，然后又带动更多的人也走上革命的道路，使群众的队伍一天天壮大和坚强起来，这实在需要细致具体而又要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和完全相信群众的放手的领导作风。“有了这样的热情，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感情，这样的认识，创作已经完成，于是回到张家口后马上写出了这部小说。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生动地说明写作既需要“热”，也需要“冷”，要有“热”有“冷”，“冷”“热”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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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静是事物的两种状态或情景。动，即事物处于活动、变动状态，或是变化的情景；静，即事物处于相对静止不动状态，或幽静的情景。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当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动”是绝对的，但是也有相对静止的时候。实际状况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彼此联系，因此事物呈现出多姿多彩、气象万千的状貌。在写作中运用动与静的辩证艺术，是社会生活、客观事物中动态与静态对立统一的真实反映和生动写照。在具体写作中，动与静要有机结合，彼此映衬，或以动写静，或以静写动，或动静错位，或动静相间，从而塑造出生动逼真的艺术形象，创造出含蓄深远的艺术境界。唐代诗人王维的《鹿柴》是首描绘空谷深林傍晚时分幽静寂寥景象的小诗。全诗四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反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在诗中，前两句静中有动，以动写静，把本来空寂的深山幽谷，用“只闻人语响”，不见有人行的诗句一衬托，写得欲显幽静；后两句动中有静，以静写动，用“深林”、“青苔”等静物在夕阳余辉的反照下倏忽变化的情景，动中寓静，显示空谷深山的愈加寂静。全诗把动与静有机结合，“见”与“不见”交相辉映，描绘出一幅空谷深林极其寂静的图景，表达了诗人孤寂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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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淡、寻常、素朴；奇，新颖、奇崛、神奇。平与奇既对立统一，又可互相转化。根据这个原理，构成平与奇的写作辩证艺术，即在看似一般的题材、寻常的构思、平淡的造语中达到“最奇崛”的艺术效果，此谓之化腐朽为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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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与反是事物对立而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没有正就没有反，没有反也就无所谓正，正与反互为依存，相反相成。在写作中是根据事物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把正面写、写正面与反面写、写反面，或截然对立的两个方面组织在一起，形成横向对比的一种结构章法。“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在写作中只要把正面的情况与反面的情况，正面的观点、态度与反面的观点、态度一对比，是与非，好与坏，对与错，真与假，美与丑，褒与贬，赞成与反对，肯定与否定等客观标准或主观评判就会了然分明，从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在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第三节先写主观主义学风的种种表现，再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态度，一反一正，对比鲜明，谁正确谁错误，应当坚持、发扬什么和应当扬弃、改造什么，观点明朗，道理清楚，思辩性和说服力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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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欢乐，喜悦；悲，悲哀、痛苦。乐与悲是人们的两种心理反映和情绪表现，既互相对立，又相辅相成。在写作中作为一种辩证艺术是根据现实生活中乐与悲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辩证法则，合理处理二者的关系，或以乐衬悲，使悲愈显；或以悲衬乐，使乐更著；或悲乐互衬，益增其乐与悲。这种辩证技法广泛适用于文学创作中，清朝王夫之就在《姜斋诗话》中以《诗经·采薇》做过说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在具体写作中乐与悲可以直接、明确地相衬；也可以间接、隐含地相衬。如宋代诗人黄庭坚的《清明》：“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惠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诗的前两句是说在清明佳节之际，来到万物复苏的野外，透过盛开的桃李花，看到布满原野的荒冢，顿生忧愁。诗人以“桃李笑”来衬“愁”，益增其“愁”。诗的三、四句和七、八句为暗衬，以万物复苏、草木茂盛的欢乐景象，相衬“满眼蓬蒿共一丘”的悲伤心境，更增强了诗人的感伤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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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丽、美好；丑，丑陋、丑恶。“美与丑”作为写作的一种辩证艺术，即是正确处理“美与丑”既对立，又转化的关系，从而构思和表现“美与丑”统一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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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指共同点，普遍性；异，则指不同点、特殊性。“同”是说同类的事物具有共同的属性，“异”又把它们区分为具体的“这一个”；“同”中包含着一定的“异”，“异”中体现着一定的“同”。“同”与“异”既矛盾对立，又辩证统一。作为写作的一种辩证艺术，是要正确处理“同”与“异”的辩证关系，在“同”中求“异”，在“异”中有“同”，即在同类人物中找出各自的特点，并写出这些个性，同时，这些特殊性又能体现一定的共同性、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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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中，“奇”是指怪诞的故事、离奇的情节、奇特的人物；“正”则指深刻的生活本质和严肃的社会主题。“奇与正”作为写作的辩证艺术，是通过古怪的故事，离奇的情节、奇特的人物，反映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古怪生活和畸形的关系，揭示生活的本质，表现严肃的社会主题，以达以奇显正的目的。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写的是许多年以前的一位皇帝，非常喜欢好看的新衣服，每天每一个钟头都要换一套衣服，对政事却不大过问。有一天来了两个骗子，说自己是能干的织工，能织出人们所不能想象得出的最美丽的布，用这种布缝出的衣服不仅色彩和图案格外地美观，而且还有一种奇异的作用，任何不称职的人或者任何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皇帝信以为真，请这个骗子去织布，但又不太放心，先后派出大臣、官员去检查，这些大臣、官员本来什么也没有看见，但为了怕说自己不称职或愚蠢，就说布漂亮、精美，皇帝亲自去检查，面对空洞的织机，皇帝怀疑自己愚蠢，于是也自欺欺人，夸奖“布”美极了。第二天要举行游行大典，皇帝命两个织工赶制衣服，“衣服”缝好了，皇帝换上“新衣”，参加了游行大典，本来皇帝什么也没穿，但博得了人们一片喝采声，最终是一个小孩说了实话，原来皇帝是赤身裸体，人们这才有所醒悟。这个故事虽然荒诞不经，现实生活中不会存在，但它又合情合理，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折射，不仅辛辣地讽刺了皇帝的昏庸、愚蠢，而且也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生活中人们之间的畸形关系，主题是严肃的，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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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体、次要；主，主体、主要。在写作中，宾与主涉及面广泛，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因着眼点不同，角度不同，就有不同的说法。就材料说，典型材料为主，一般材料为宾；就观点说，基本论点为主，从属论点为宾；就人物看，主要人物为主，次要人物为宾；就情景分，情为主，景为宾；就手法分，赋为主，比为宾，正为主，反为宾。作为写作的一种辩证艺术，是根据二者互为依存，彼此映衬的关系，在谋篇布局时对要表现的人、事、物、景、情、理，分清主次，确定宾主之位，从而突出主体的技法。写作中常用的有以宾衬主、众宾拱主、宾主相衬、宾主互藏、宾主转化等方法。以宾衬主，即以次要人物衬托主要人物，以景物衬托人物，或以景物衬托感情，其中又可分为正衬、反衬、旁衬三种。正衬是主宾为相类事物或同一方面，如以美衬美，以好衬好，以勇衬勇等；反衬是主宾为相异事物或相反方面，如以坏衬好，以丑衬美，以懦弱衬勇敢，以善良衬凶恶等。旁衬是主宾借助相关相近、相互联系的事物从另一种角度进行的衬托。清人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时说：“写鲁肃的老实，以衬孔明的乖巧，为反衬也。写周瑜的乖巧，以衬孔明的加倍乖巧，是正衬也。”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便是以妻从旁衬托周瑜年青有为、功业早成。众宾拱主，即以多宾衬主，众星捧月，如古乐府《陌上桑》，借行者、少年、锄者的种种反应，来衬托罗敷之美。宾主相衬，即宾与主互为衬托，宾衬主，主又衬宾。宾主互藏，即主中有宾，宾中有主，宾中又有宾。宾主转化，即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宾可成为主，主又可转为宾，宾主位置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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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与密，一般指某种事物在一定范围内分布的多少和密度的大小。疏，即稀疏，粗疏；密度小；密，即细密、精细，密度大。在写作中，也可称浓与淡，是指谋篇布局中材料分布和叙写的详略程度。疏，则材料分布少，内容叙写粗略，用疏放的笔触概括交代事情的轮廓或过程，勾勒表现对象的状貌特征；密，则材料分布多，叙写具体，用精细的文字，详尽地描述事情发展演变，细枝末节，具体地刻画表现对象的神态举止、细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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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繁杂、琐碎、具体、细致；简，简约、粗略、概括、扼要。在写作中，“繁”指繁笔，即叙述事情、刻画人物时用墨如泼，具体，详尽；“简”则指简笔，即描叙人物、事情时简笔勾勒，概括交代。同样叙述一件事，同样刻画一个人物，可以用繁笔，也可以用简笔；如果运用恰当，繁有繁的好处，简有简的优点。如《水浒》第二十二回写宋江与武松在柴进庄上的一场冲突，将事态的发展演变交代得具体、充分，对人物的言谈情态刻画得细致、生动，武松的性气、神态栩栩如生，这就是繁笔所取得的艺术效果。二十三回开头所写也是这样一件事，但采用了粗线条勾勒的写法，突出了主要情节和主要人物，干净利索，人物性格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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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凝聚、集中；散，疏散，放开。在写作中，聚与散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指笔墨的集中和疏散；二是指内蕴的凝聚、专一和写作的灵活自如、疏放开阔。前者适用于一切文章作品的写作，后者一般专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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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宽泛、广阔，窄，狭窄、狭小。宽与窄互相对立，又辩证统一。作为写作的辩证艺术是指宽题可以窄作，也可以狭题宽作。宽题窄作是说题意涉及内容广阔、宽泛，而取材却较为单纯、狭窄，用点滴的事情或一两个侧面去写较大的题目，或反映重大而宽泛的内容。鲁迅有一篇叫《文人比较学》的文章，从题目看，它所包括的内容相当丰富、广阔，反映的角度也应多方面，可以论证，阐述，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地写出数万言，乃至数十万言，但鲁迅先生没有这样去写，他仅仅从施蛰存答复一篇批评文章的意见说开去，对其意见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剖析，给予尖锐的抨击，指出这些话“活活的画出了‘洋场恶少’的嘴脸。”用仅有四百余字的篇幅写了这个大题目，可为大题小做。宽题窄作不同于文不称题。文不称题，是说行文内容没有切近题意，或扣题不紧，不符合题意要求，而宽题窄做却是从题意出发，只不过是取材较为狭窄，单纯，其目的是为了突出重点，使文章更为集中，更为简洁，明确；不过在宽题窄作时，一定要注意所选题材的典型性，要能生发出题意所要求的宽泛而深刻的思想意义，不可随意拔高，也不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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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与实是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虚”指虚幻的、抽象的事体情理，“实”则指实在的、具体的人、事、物、景。在写作中，“虚”是指虚笔、虚写，即间接的、侧面的、抽象的表现笔墨；“实”则指实笔、实写，即对人、事、物、景的直接、正面的具体记叙、描绘笔墨。虚写的笔墨是通过侧面烘托、间接衬垫，或着意渲染别的人物、事物，将表现对象的意蕴、特征暗示出来，其表现效果具有模糊性，但这样的笔墨却能为读者留下广阔、辽远的思维、想象空间；实写的笔墨是以正面描绘、直接记叙来刻画具体表现对象，所以具有直观性，能为读者留下可见、可感的深刻、鲜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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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与合是对立统一的两种形态，“开”，即放开，分离；“合”，即收拢，聚合。在写作中作为一种辩证艺术技巧，是指展示材料和谋篇布局时既能放得开，又能收得拢，开合相生，离合有致，构成表达一定题旨的完篇。此法亦称“分合法”，或“离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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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与近是一对矛盾，既互相对立，又可相互转化。作为写作的辩证艺术，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言近而旨远；二是开头的似远而实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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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中，曲与直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着眼于表达思想感情的角度，有“曲笔”、“直写”之分；二是就谋篇布局而言，有“婉曲”和“平直”之别。从表达角度说，“曲笔”是指作者从侧面着笔，委婉、含蓄地表现思想感情，间接地揭示事物的内在意蕴；“直写”是作者从正面角度直接了当地表达思想感情和揭示事物的内在意蕴。“曲”有其好处，“直”也有其优点。“曲笔”因其内涵委婉含蓄，扑朔迷离，所以韵味无穷，耐人寻思，艺术效果强烈；“直写”因其表达内容明确、显豁，所以亲切感人，读者会一目了然。但是在具体写作中也不可为“曲”而“曲”，不合法度，也不可故作艰深，刻意扭“曲”；当然也不可作“直布口袋”，使内容一览无余，没有值得回味的东西。“曲”与“直”应当辩证统一，结合运用，即有曲有直，曲中有直，直中有曲，曲直相衬，这样才能艺术地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和内在联系，才能使文章作品的内涵表现得既明确，又有回味余地。如杜甫的律诗《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需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诗的前六句既刻画了住地的环境、景象，也描述了生活的情趣、气氛，似乎是实录、直写，但仔细玩味又不竟然，诗人是在实录中表达了一种生活的情趣和追求，正因为这六句诗直中有曲，以曲衬直，才有最后两句的“多病何需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的比较直白的吐露。这首诗曲直结合，成功地运用了这一辩证艺术。